巍峨壮伟的长城，在明朝北部边疆的山川之间逶迤盘旋。自景泰二年（公元1451）到嘉靖年间，前后经过十八次重新加修。明长城东起鸭绿江，西到嘉峪关，绵延一万四千六百多里，防御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一道长城在明朝的东南海岸线上蜿蜒而行。至明朝中期，在北起辽宁金州湾，南至广西钦州湾的海岸线上，明朝政府建立起以沿海军事卫所为主，以巡检司、寨讯、烽火台为辅的海防体系。通过它们，明政府构筑起一道铜墙铁壁般的海上长城，抵御来自东南沿海日益猖獗的海上倭寇。

一南一北的压力，对明朝政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。

【资料图】

第八十二集 海疆与互市

在16世纪中国沿海，有一个由中国走私商人、倭寇与葡萄牙人自行开辟的所谓国际自由贸易港，记录在西方史料中。1540年，曾访问过这个港口的葡萄牙商人门德斯·平托，在他的《远游记》中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：港口由对峙二小岛组成，岛上人口3000，其中葡萄牙人1200，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。除平托的《远游记》外，同时代的外国著作中，也都记录了它的繁盛景象。这个在外国人中间名噪一时的港口，名叫双屿港。然而，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，却很少提到双屿港这样一个海上贸易中心。少有的零星描述，与国外资料的浓墨重彩也大相径庭。

赵现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，他查阅了大量明史书籍，很少看到对双屿港繁盛状况的描述，最多只是在方志与地图中偶尔会提到它。双屿港，似乎湮没在茫茫的史籍之中，因为它只是明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岛而已。但在明朝的抗倭将领眼中，情况却不相同。在他们看来，双屿港是一个倭寇的大本营。那么，这个各持一说的地点到底在哪里呢？

赵现海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副研究员

赵现海：双屿港的位置，就是在现在今天浙江省宁波东面的一个岛屿。这个岛屿它的位置比较特殊，因为什么呢，它差不多是在海洋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地带，所以说是海洋势力进入中国的一个跳板。

据学者考证，双屿港的位置在今天舟山市的六横岛附近。如今，任何与倭寇大本营和海上贸易中心相关的历史印迹均已找寻不到。只是，中外史料大相径庭的描述，哪一种说法才是对的呢？是相信来自西方的叙述，双屿是个国际自由贸易港？还是信赖出自明朝官方的文献，双屿是个倭寇大本营呢？又或者是认为，双屿港扮演着这双重的角色呢？

明朝建立初期，正值日本南北朝内战。混战中，日本的失职武士与破产农民纷纷流亡海上，武装侵扰中国沿海。另一方面，元末割据江南沿海州县的张士诚和方国珍，被朱元璋击败后，余部亡命海上。为了防倭寇侵扰以及昔日割据政权的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，明朝政府迫不得已，祭起了严厉的海禁大旗。为防止沿海民众私通倭寇，早在洪武四年（公元1381），朱元璋正式宣布，严禁濒海百姓私自出海，此后又多次重申了禁令，所谓寸板片帆不许下海。与明朝密邻的东南亚各国，也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来华进行贸易以及文化交流，这标志着海禁作为明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式确立。洪武十九年（公元1386），明政府强行将舟山居民三万余人几乎全部迁往内地，只留下少部分平民与守军留守。舟山群岛自此几乎成为无人之境，双屿港自然也成了一个海禁无人岛。

万明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

万明：我们说这个海禁政策呢，当时，我们，当时是产生，它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，今天我们也不必过多地去责备。因为这个国家安全问题，我们今天也都知道，就是比如说现在的马六甲，这个海盗问题。这些问题的话，实际上是对于一个国家安全，确实是有很大的危险的隐患。

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终究敌不过漫长的海岸线，寂寞的双屿岛渐渐迎来了人烟。安土重迁的百姓时时刻刻思念着故乡，不久，许多人违反禁令，从迁徙地偷偷跑回岛上，部分被迁岛民的后裔跟随巡海、抗倭的军队陆续回迁。与此同时，内地的一些渔户、商户为了生计，来此生产作业。他们的到来，使得双屿港恢复了生机。

此时的世界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推动着双屿岛的潮起潮落。航海业的发展及西方人的到来，极大地推动了海上贸易的进展。地大物博的中国，正成为一个巨大的产品供应者与市场。在明朝政府不断强化海禁政策的同时，葡萄牙人的船队正在不远的海域中游荡，寻找其在东方的一个又一个落脚点。1522年，麦哲伦船队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。在此之前，葡萄牙商人到达广州，但因为没有朝贡贸易的文书勘合，被明朝政府逐出。

被逐出广州的葡萄人载着满船的香料，循中国海岸一路北上，试图寻找贸易机会与落脚点，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。在靠近宁波的地方，葡萄牙人发现了双屿岛。利之所在，民不畏死。葡萄牙商人随即与当地的海商一拍即合，沿海走私贸易蓬蓬勃勃兴盛起来，促成了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口的诞生。葡萄牙商人门德斯·平托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：港口有海岸数处，最宜泊舟。房屋千余栋，有两所医院，一座仁慈堂。在整个亚洲，其规模也是最大的。这个港口，正是被众多欧洲书籍交口赞誉的海上自由贸易港——双屿港。

赵现海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副研究员

赵现海：当时双屿岛非常非常得繁盛，船只大概有一千多只，而且规模都非常大。它的人口也相当相当得多，而且成份比较复杂，语言也各种各样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说在这里进行一种贸易。

双屿港繁盛的自由贸易，直接冲击明朝的海禁政策，引起了明朝政府的不安。相对来说，主张开放海外贸易的有识之士毕竟是少数，保守派的观点占据了上风。默许奸民招引外国夷人，在双屿港日益壮大，成为一个海上贸易天堂，这无疑是明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，也与明朝沿袭已久的海禁政策相左。对于明朝政府而言，需要的是稳定，而不是民间不受约束的发展。于是，风暴即将降临双屿港。

嘉靖二十七年（公元1548），一个风雨昏黑、海雾弥漫的夜晚，双屿港的人们还在沉睡，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降临。明朝政府责成提督浙闽军务兼巡抚浙江右副都御使朱纨，务必尽早捣毁双屿港。朱纨的舰队将港口团团包围，次日凌晨，港内的走私商人纷纷逃逸，明军乘胜追杀，俘斩、溺死者数百人。朱纨还下令，用木石筑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水道，使船只无法入港。而此时，从外洋而来的商船正日夜兼程驶向这个国际贸易基地，他们不知道双屿港早已灰飞烟灭。自四月七日双屿港被攻破到五月十日，一个月内，先后到达的各国商船竟达1290余艘之多。而此时的双屿港，已然是一片废墟。

双屿港的覆灭，并没有给这次扫荡行为的指挥者带来荣誉。负责浙、闽海防的朱纨，出身进士，属于铁腕海禁派，发誓要将倭寇从明朝的领海肃清。荡平双屿港后，朱纨又挥师入闽，追击倭寇。福建走马溪一战中，朱纨将俘虏的96名违反海禁政策的中国商人全部斩首。朱纨的刻薄寡恩，断了一些普通民众的生计，更断了豪门势族的财路，引起了民间和部分朝廷人士的极大反弹。闽浙等地出身的官员，如御史陈九德等人，弹劾朱纨专权滥杀。不久，朱纨被革职。朱纨不愿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，服毒自杀。

陈时龙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副研究员

陈时龙：因为其实走私贸易是很多福建、浙江沿海的世家大族，他们支持的，因为他们从中获利了。所以，朱纨实行严格的禁倭的那种政策之后，等于是他们的财路会受到影响。

被毁灭的双屿港，从此退出世界贸易舞台，彻底沦为一个海禁无人岛。而此时在远离海洋的中国北方，长城以外，一座新兴城市即将兴起，它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。这座城市的缔造者，将与呼和浩特一起名垂青史，这个人就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——俺答汗。俺答汗，是蒙古著名的中兴之主，达延汗的孙子。他承袭祖父与父兄的基业，统领土默特部，驻扎在河套东北部地区，并在1539年从蒙古大汗那里得到了索多汗的封号。嘉靖十三年（公元1534）四月，年仅二十八岁的俺答，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：来到长城边塞向明朝求贡。

陈时龙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副研究员

陈时龙：因为贡市是一体的，他把贡物带进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沿途会有交易了。到了北京之后，向皇帝、朝廷缴纳贡品之后，他剩余的东西还可以在京城进行交易。

俺答汗所处的土默川属于漠南中西部地区，当时集中了近十万人口，几乎达到了饱和状态，而粗放、单一的游牧经济根本无力支撑。当时蒙古各部要想得到汉地的物资与粮食，只有两种途径：一是贡市贸易的和平方式，另一种就是入塞掳掠。对他们来说，朝贡和打仗，既然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，哪一种成本低而收获高，自然就采用哪种方式。俺答汗向明朝伸出橄榄枝，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双边贸易。然而，他等到的，却不是来自明朝政府的热烈回应。

彭勇 中国民族大学 教授

彭勇：明朝取代的元朝而建立的，而蒙古贵族他们是主动从元大都退到草原上去的，他们的这种政权的延续性，还是时隐时现地保持着一个连续性的。对于这么一个北元政权的存在，明朝政府一直视它为最大的敌人。

明朝从元朝统治者手中夺得政权，对于退回塞北的蒙古贵族时刻保持警惕。尽管不少朝廷大臣深知其中利害，主张与俺答汗通贡，但是，嘉靖皇帝却不赞同通贡。在了解皇帝的真实想法后，大臣们会议后说，蒙古人的请贡是不可信的，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，要趁机侵扰边疆。因此，最好是大义凛然地予以回绝，这样他们的奸谋也就自然破产了。至于互市，明朝君臣们更会认为，堂堂天朝与边臣互市是冠履倒置，有损大国威严，不符合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朝廷大臣们看来，互市会造成土默特部坐大，削弱明朝对蒙古各部的控制。于是，与俺答汗同龄的嘉靖皇帝，非但不准通贡，轻易拒绝了俺答汗的要求。而且在嘉靖二十一年（公元1542），还下令将俺答汗派来请求通贡的使节石天爵处死。

俺答汗求贡不成，只好回归掳掠的老路上来。明朝的宣府、大同、延绥、宁夏等边镇，因为距离俺答汗的统治区近，常常受到侵扰。缺乏正常的、和平的物资交换环境，战争成了游牧民族掠取农业物资的重要手段。此后的十多年，俺答汗一直用和平与战争两种手段，不断要求与明朝通贡、互市。俺答汗之所以不肯放弃与明朝和平互市的机会，是因为有许多后顾之忧：北有骁勇剽悍的兀良哈人，东有以宗主大汗自居的察哈尔部，西北是与东蒙古有世仇的原瓦刺诸部，他们时时刻刻觊觎着士默特的土地。这些威胁，令俺答汗如芒刺在背，所以每次蒙古骑兵深入明境掳掠一番之后，很快就北撤了。俺答汗也希望，借助与明朝通贡互市所得的经济利益，称雄草原诸部。就这样，明朝与蒙古的战争断断续续、打打停停，俺答汗的求贡之路漫长而曲折。

为了应对俺答汗的骑兵骚扰，明朝政府不断加固长城。明代长城大部分是砖石结构，唯黄河以西多是夯土长城。即便夯土而成，据说每米造价约为一两白银。可以想象，万里长城的修建，又得耗费多少人力和白银。为了阻止蒙古人南下，明朝政府靡费了大量军费和物资；而俺答汗为了生计或者打通陆上丝绸之路这样更为宏大的目标，不惜牺牲人口和马匹，不断侵扰明朝边塞，双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这种僵局是俺答汗最不愿看到的，如果僵持下去，俺答汗的土默特部将会在内耗中崩溃，他决定逼明朝就范。

嘉靖二十九年（公元1550)八月，在多次求贡不成和骚扰无果之后，俺答汗大举入侵明朝。俺答汗亲率大军，越宣府，走蓟州，入古北口，围顺义，长驱直入，直逼京师。蒙古军队在京师一带大肆剽掠，掳掠的目的，无非是迫使明朝政府答应通关互市。他特地向明政府释放出一个信息：予我币，通我贡，即解围。俺答汗进逼北京的事件，震动京城。这是土木堡之变以来，蒙古第二次进犯到北京。面对俺答汗强大的军事压力，嘉靖皇帝深切认识到，再不开关互市，可能带来连年战争的后果，便暂时同意了俺答汗的互市要求。

嘉靖三十年(公元1551）四月二十八日，俺答汗期待以久的马市终于在大同开市了。此后，明朝又在宣府开放马市，并制订了在延绥、宁夏开放马市的计划。集市上一片祥和，俺答汗似乎看到了光明的景象。和平的曙光降临在北方地平线上，多年的贸易禁制一旦开放，明蒙贸易出现井喷现象，这让明政府有些指手不及。由于马匹只有蒙古贵族才有，普通牧民只有牛羊，俺答汗请求扩大以马易帛的范围，以满足一般牧民的需求。他向明朝政府提出，请求允许以牛羊、羊毛、兽皮交易栗豆米麦等粮食。这一要求对双方和边境安定都有积极意义，但却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绝。

薄音湖 内蒙古大学 教授

薄音湖：这下明朝皇帝就不干了，他说我答应你用马来交换我的产品，这已经是对你非常宽容了。你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，你不是贪得无厌吗？

同时，马市还受到逃离到蒙古的汉人头目的破坏。他们害怕开放贸易影响自己在蒙古部落的地位，于是唆使俺答汗的部下再次侵犯明朝边塞。俺答汗未能及时约束部下，以至于马市虽行，而抢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。本来对互市就敷衍了事的明朝政府，一看到边境风吹草动，立刻借口蒙古乞请无厌，而且在互市之后，仍然继续犯边为由，匆匆关闭了互市之门。皇帝严令，再有请开马市者，斩。马市只维持了一年，即告破产，犹如昙花一现。和平之光再次为战争的阴云吞没，长城沿线又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战争。俺答汗不断入侵明朝边塞，明政府继续加固长城，又一轮恶性循环重新开始。

面对单一落后的草原经济，俺答汗认识到，战争不足以解决蒙古民族的生存问题，与其低声下气地与明朝进行时断时续的互市，不如建设自己的农业基地来得稳妥。俺答汗决定自力更生，在草原上开辟土地，大力发展农耕。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，农耕逐渐发展起来，漠南地区呈现出农牧杂糅、蒙汉一体的局面。伴随农耕的发展，形成了一个个定居的村落，这种定居点一般被称为板升。

对板升的经营，是俺答汗一生事业之基石。嘉靖、隆庆年间，板升收获的粮食已经可以基本满足漠南西部广大牧民的生活需求，板升农业成为蒙古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。对于俺答汗来说，意义还不仅仅如此，板升还是他能够大体上维持漠南西部的统一，东与察哈尔争雄，西向青海、瓦剌扩张的强大物质基础。俺答汗还把他的眼光聚焦到了西部，他准备实施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，那就是重新打通丝绸之路，构建欧亚内陆的贸易渠道，营造一个由东蒙古控制的中亚自由贸易区。

16世纪中期，俺答汗武力平定了青海湖地区。他的梦想并不是为了掠夺，而是为了连通内陆的商业网络。由此往西，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——乌兹别克的布哈拉。再往西，濒临里海的哈萨克斯坦、黑海的伊斯坦布尔、地中海的威尼斯、大西洋东海岸的里斯本，一个个国际贸易中心都已形成。16世纪的世界，无论是陆路还是海洋，都在企盼全球化时代的到来。在广袤无际的大海上，葡萄牙、荷兰的商船正源源不断地驶向亚训。双屿港的覆灭，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航向，只是让亚洲另外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得以崛起，它就是日本平户。

其实，将平户打造成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并不是日本人，而是一个中国人——徽州海商，王直。王直，或称汪直，徽州人，他是海上走私贸易的经营者和调停者，其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。王直一直想做合法生意，但由于明朝政府厉行海禁政策，剿灭双屿港，只得纠集余部，亡命日本。这直接促成了国际自由贸易港口转移到日本，使得日本海外贸易飞速发展，各国商船都聚集于平户。但频繁出入平户最多的却是中国商船，王直也逐渐成为日本与中国海上走私贸易的关键性人物。

彭勇 中国民族大学 教授

彭勇：（走私贸易）根本问题是明代中期之后，商品经济只要发展，它就一定要构建最为庞大的市场、最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最广泛的原材料，那么这样三个因素是商人追求利润的一个保证。那么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，国内的这些商人，再加上这个时期就是，西方的一些探险家或者是冒险家。也就是由于这个时期，它们的近代经济也已经要开始快速地发展起来了，它们也需要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原材料的一个供应地。

王直的崛起引起了明政府的注意，因为他的行为冲击着明朝的海禁政策。王直的徽州老乡、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是明朝政府内部的开明派，他对倭寇的性质有更深的认识，决定剿抚并用，着手招抚王直。王直则始终想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，成为一个合法的海商，这注定了他的悲剧。胡宗宪派遣两位使者去日本面见王直，答应他的通商互市要求。旅居海外多年的王直，无法抵挡成为一个合法海商的诱惑，最终踏上了回国的征途。

王直船队抵达舟山岑港后不久，被胡宗宪成功诱降。在送往杭州后，王直被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投入监狱。围绕着王直的命运，明政府内部响起了两种声音：海禁派认为，保留王直的性命，意味着默许开放海外贸易，与祖宗成法不合；开明派认为，处死王直，必将引起倭寇的全面反弹，请求赦免王直。开明派与海禁派的较量，以海禁派胜利而告终。在被羁押两年之后，王直被判处死刑。

这是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明朝画家仇英所画的《抗倭图卷》，描绘的是嘉靖年间浙江沿海军民抗击倭寇侵扰的情节。王直入狱后，原来的武装走私集团失去约束，东南沿海秩序大乱，胡宗宪只得全力围剿。居住在台州的任军峰，多年来心目中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戚继光，他一直试图破解戚继光鸳鸯阵法的奥秘。当年的戚继光为了剿灭海盗、提高军队战斗力，组建了一支新军。他亲自到浙江义乌，招募农民和矿工3000人，组成了天下闻名的戚家军。鸳鸯阵法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，大举歼灭了来犯倭寇。

任军峰 浙江省临海市 市民

任军峰：当然这个阵法它有许多创新之处，也有一些发明，最基本好像就是从我们这个，常山这个蛇阵上演变而来的。它最大一个特点，也就是一个优点，就是一个首尾能够呼应，不至于就是有头无尾。

嘉靖四十年（公元1561年），戚继光率戚家军在台州各地与倭寇决战，彻底肃清了进犯台州的倭寇，史称台州之捷。倭寇畏之如虎，窜入福建、广东沿海。嘉靖四十一年（公元1562）至四十三年（公元1564），戚继光又率兵增援福建和广东，扫除了东南沿海的倭寇。但是，战争无法根本解决问题，厉行海禁的明政府难以走出自己设计的鸳鸯阵，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涌动着无数暗流。

赵现海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副研究员

赵现海：倭寇呢它，如果说只是日本人的话，禁绝起来就比较容易，实行海禁就可以了。但是由于倭寇它的主体的力量，其实是中国的这样一个走私的势力，而且这种走私的势力，它具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海外市场。然后所以说呢，禁绝倭寇的话完全用这种，这种政治或者说军事的这样强硬的手段，是没有办法禁绝的。

南方沿海局势好转之时，北方长城沿线也出现了转机。从嘉靖四十五年(公元1566）至隆庆元年（公元1567），俺答汗统治下的板升地区遭遇连年灾荒。灾荒让俺答汗一筹莫展，板升农业的歉收和物资的匮乏，即将拖垮蒙古游牧民族的脆弱经济。面对这一困境，是继续以战争手段掳掠物资，还是下决心与明朝政府达成和议，取得农业物资的稳定供应，俺答汗面临着两难的抉择。

在内蒙古社科院珍藏着一本明朝时期的蒙文文献，这其中记录了一件非常戏剧性的故事：正当俺答汗举棋不定的时候，他特别喜欢的孙子把汉那吉，因为家庭矛盾，于隆庆四年，率妻子和奴仆投奔明朝，这让六十四岁的俺答汗心急如焚。但是，俺答汗没有想到的是，把汉那吉的逃亡反而帮他解开了心中的死结。此时，嘉靖皇帝已经过世，在位的隆庆皇帝任命高拱、张居正为内阁大学士，他们决定放回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，借机与俺答汗讲和，进行互市贸易，结束明蒙之间几十年的纷争。

曹永年 内蒙古师范大学 教授

曹永年：明朝方面，因为明世宗的去世、穆宗的上台，明朝执政集团的变化，高拱、张居正、徐阶、王崇古他们执政，这从明朝方面就有意要缓和这个。从蒙古方面来说，俺答汗经过多年战争，并没有达到目的。而且，板升内部的矛盾爆发。所以，以把汉那吉投降为导火线，双方接触，最后就达成了这个贡市。

隆庆五年 (公元1571) 五月，在大同得胜堡边外的晾马台，广设黄帷兰帐。俺答汗接受了明朝皇帝封的顺义王称号，其弟、子及各部头目均授以都督、指挥、千户等官。俺答汗宣布了十三条和平条款，表示明蒙世世友好，永不相犯，史称隆庆和议。不久，双方又商定了东起宣府、西至甘肃的十一处互市市场。和平互市为草原带来了新的生机，然而，六十五岁的俺答汗并不满足于此，他还要在板升的基础上，建造一座永久的城市，要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进可攻、退可守的草原根据地，它就是呼和浩特。

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，这座城市比照内地城市的格局建造，用青砖修起城墙，房屋上覆以青瓦，远远望去，一片青色。万历三年(公元1575)，呼和浩特城正式建成。对于呼和浩特的建成，明朝政府可谓五味杂陈，原有的遏制策略，反而刺激了蒙古的壮大。然而，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。明朝应俺答汗之请，为这座城市赐名归化。呼和浩特从此成为明蒙贸易中心和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、文化中心，与中亚资易网络连接起来，成为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一个重镇。

赵现海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副研究员

赵现海：以前的时候我们说，北方的这种商业的这个中心，其实都是在长城以内。而现在这个商业的贸易地点，已经推进到蒙古草原这个地方去。这样的话，蒙古草原和中亚地区，还有和这个明朝，还有和北方的这样一个沙漠这些地带，它这个经济往来更加密切。所以说就是整个草原，也成了一个经济交往、文化来往的这样一个核心地带。

随着东南沿海的逐步平静，明政府也开始反思长期以来的海禁政策。嘉靖大倭寇的现实让明朝政府痛苦地认识到，寇与商同是人，市通则寇转为商，市禁则商转为寇。要彻底平息倭患，政府必须反思，必须直面现实，作出收策调整。

隆庆元年（公元1567 )，鉴于日益紧张的财政危机和海禁政策的失败，明朝政府终于同意放宽禁令，选择在走私贸易最为猖獗的福建，准许开放月港一地对外通商。某种意义上说，开放海禁是嘉靖时期海商集团反海禁斗争的结果。

从此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，海盗纷纷解甲为商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。福建漳州的月港成为重要通商港口，百姓生活得到明显改善，国家财政收入也大为增加。

陈时龙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 副研究员

陈时龙：闭关锁国是不好，但是走私贸易也不好。对于走私商人，包括跟他有关系的倭寇，他有他的合理需求的一面，但他不是积极的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有序的开放。

不过明政府的开放海禁只是有限的解禁，规定只通东西二洋，不得前往日本。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，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，政府都有严格的限制。明朝政府犹如一个裹脚的女人，走走停停，反反复复，步履蹒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。

但无论是皇帝还是高官大吏们，完全不知道，一个由西方新兴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大潮已经风生水起。这个时候，装载着佛朗机炮的葡萄牙商船继续在海上游弋；荷兰帆船航行到南洋群岛，接着占据了澎湖、台湾；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，成为新的海上霸主，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畅游在这个大航海时代。

明代的长城与海岸线，曾像两道紧箍咒，紧紧捆住了明朝人的手脚。如今，我们有更大的勇气与气魄，打开国门，融入世界。它们一则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，一则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海上生命线，引领和激励中国崛起。

关键词： 副研究员 自由贸易 中国社科院